天草四郎在此之前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十八芝余党为何要主动投靠到田川氏麾下，并且带去了那么多有价值的资源助其发展，而加西亚所提供给的这个消息，无疑是让所有的问题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答。
出于种种原因，当年海汉在消灭十八芝之后，并未对郑芝龙等主要头目的家人作斩草除根式的剿杀，哪怕情报部门当时便知道郑芝龙还有家人在日本，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去杜绝后患。这样的处理方式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得失的标准去作评判，但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当初的心慈手软的确是给海汉留下了某些长期隐患。
作为首领人物，郑芝龙在十八芝内部的威望无疑非常高，即便是死后多年，也还有许多人愿意冲着这块招牌继续从事武装海商这个特殊行当。而由郑芝龙的后人来继承这项事业，对形形色色心有不甘的十八芝余党的确最具号召力，不管他们是怀着怎样的目的聚集到日本来，郑氏子弟这个身份所象征的权威正是这些人所需要的精神图腾。
而考虑到平户藩的特殊环境，他们当然也不能公然打出郑氏的旗号，所以对田川氏提供支持就成了一种折衷之后的效力方式。表面上这些人是听命于田川氏，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是在为郑氏家族效命。这似乎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何田川氏的实力在近几年中极速扩张，甚至隐隐有了要取代藩主的迹象。
查清楚这档子事，要远比了解长崎的贸易状况重要得多，所以天草四郎毫不犹豫地调整了方向，希望加西亚提供更多有关于田川氏和郑氏后人的信息。
然而加西亚的消息来源也不是那么可靠，他跟田川氏的直接接触并不算多，所以很多消息其实是道听途说而来，真要让他说出具体的情况就给难住了。而加西亚得知天草四郎的身份后，又不敢随意编造假信息来蒙混过关，只能老老实实地告知天草四郎，自己所知的消息有限，并不清楚郑氏后人的具体状况。
天草四郎对此大感遗憾，如果能确认郑氏后人的消息，那么接下来的局面无疑会明朗许多，海汉也可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调查措施。但天草四郎有所不知的是，他先前在平户港所收集到的信息传回三亚后，已经是让海汉高层确认了某人的特殊身份。
“按照历史上的记载，田川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郑芝龙次子，生于1626年，也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前一年，现年十二岁。他之所以姓田川而没有随父姓，是因为郑芝龙将他过继给了妻子田川氏的娘家。不过这个田川七左卫门是怎么变成了田川氏的家主继承人，我们目前还缺乏相关的信息，只能猜测这或许是跟十八芝余党的支持有关。”
在收到来自平户的侦察报告之后，情报部门已经对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进行了核实，特别是像报告中提到的“田川七左卫门”这种有名有姓的人物，何夕专门使用大数据库的资料作了检索，结果竟然真的是确有其人，而且借由资料便确认了其另一重让海汉更感兴趣的身份，并在安全会议上就此向执委会进行了汇报。
颜楚杰道：“既然确定了这个人是郑芝龙的次子，那十八芝余党选择平户藩作为重新起事的基地就说得通了。他们在当地造船铸炮，秘密组建武装舰队，看样子是想要在日本重现十八芝的辉煌啊！”
“如果只是在日本，那倒也罢了，不过他们的野心大概不会把活动范围限制在日本周围。”陶东来沉吟道：“从他们之前在大明东南的布局来看，大概大明这边的沿海富庶地区才是这些人真正的目标。”
如果从去年十月朝鲜世子环岛考察时发生的袭击未遂时间开始算起，迄今的五个月时间里，海汉在南起三亚北至辽东的广阔地域内查获了数起与这伙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案件。一开始海汉只是将其当作了武器走私来处理，但随着掌握的线索越来越多，情报机关也逐渐意识到幕后主使者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通过走私军火来获取经济收益而已。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这伙人会选择先在哪边举事还不好说，但很显然他们不太可能会放弃花费大量资源和时间在大明沿海地区作出的部署。当然了，如今海汉已经开始动手清除这伙人在大明沿海布下的各种机构，他们即便不愿主动放弃，也很难在短时间内重建起类似的网络了。
而执委会目前所需作出判断的是，这支以十八芝余党和郑氏家人为基础的武装势力，是否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对海汉产生威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海汉就有必要安排出兵消除这个隐患。
“从前线侦察的情况来看，这伙人已经掌握了铸造西式火炮的技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很可能他们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批量制造火枪的技术，不管是火绳枪还是燧发枪，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白克思从军工技术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的潜台词就是这伙人如果能自行制造枪炮了，那么即便海汉设法在南边封锁通往西班牙殖民地的海上航道，也依然无法阻止跨国军火走私贸易的继续进行。
“别忘了，他们还有造船能力。”代表交通部出席会议的越之云补充道：“一支不为世人所知的武装舰队，胆子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了，我有理由相信这会对我国的北方航线造成威胁。”
海汉在大明北部驻扎的兵力其实不少，但由于客观环境所限，海汉在北方海域控制的港口要比南方少得多，长江以北就只有山东芝罘港和辽东旅顺港两个港口，到去年下半年才又多了一个位置并不在主要贸易航线上的大同江军港。把这条分界线再向南拉到福建海峡以北，也仅仅只多了一个舟山定海港而已。
这种局面就使得通往北方大陆地区的航线有大部分航段其实是处在海军的保护范围之外，大明有种种顾虑使其不太敢对海汉的船只下手，但日本方面并未与海汉建立任何的官方关系，加上平户藩那地方又是传统的倭寇老巢，对他们来说可就没什么顾忌可言了。更何况那支在平户组建中的武装舰队还是以中式帆船为主，到时候出事都很难将其跟日本那边联想到一起，如果再使点花招嫁祸给大明，说不定还真能起到误导海汉的效果。
陶东来道：“那以我们目前在北方部署的兵力，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颜楚杰应道：“兵力其实是绰绰有余的，即便不动用辽东金州和山东登州两地的驻军，仅凭朝鲜大同江基地和浙江定海港两地的驻军也足以完成作战任务。这两地都各有一支齐装满编的舰队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备战，并且大同江基地还驻扎着特战团和海军陆战队可以担当登陆作战的任务，兵力应该足够把整个平户岛给打下来了。当然了，对于对方的军力状况，我们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核实。”
颜楚杰的语气信心满满，毕竟现在海汉军最精锐的几支作战部队几乎都驻扎在北方，而且距离去年的朝鲜战事结束也过去了半年多时间，早就已经休整完毕，完全可以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了。
颜楚杰估算海陆两军出动四五千人没有问题，而这样的兵力规模应该已大大经超过了平户藩的总兵力，再考虑到双方在武器装备和战法方面的差距，基本上不会给对方留下什么翻盘的机会了。
当然了，作为一支常胜军，海汉军方现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所需考虑的问题可不只是如何打胜仗而已了，还需要考虑如何以最高的作战效率，最少的人员伤亡，最低的军费消耗，去取得执委会所需要的战果。打胜仗不难，但要打一场能让海汉各方都觉得满意的胜仗，那还是要军方下一些工夫才行的。
而且像这种针对海外目标的作战，如果目的仅仅只是为了消灭对手而非扩展占领区，那么发动这种战争的结果极有可能就是赢了战事亏了军费，而这往往也会成为一部分执委反对开战的理由。毕竟对以商为本的海汉来说，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量化成经济收益来权衡利弊，如果经济上的亏损太大，那么就会被视为不划算的买卖，哪怕打仗也是同理。
果然反对的意见立刻便出现了，施耐德懒洋洋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响了起来：“请问一下各位，打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的收益吗？我想你们应该都不会对平户岛那种小地方感兴趣吧？日本人现在并不想与外国扩大贸易合作，我们之前讨论过用武力打开日本国门的计划，也被证明很难在现阶段实现，所以仅仅只是为了消灭一个地方军阀就要发动一场战争，那各位有没有核算一下我们可能要为此所产生的费用？这可不是去年出兵朝鲜，会有朝鲜人替我们承担军费，打完仗甚至还能赚上一笔，打日本，我们就只能自己掏腰包了！”
颜楚杰皱眉道：“可这不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的军事行动，那可是十八芝的余党，已经开始在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对武装势力！”
“《孙子兵法》里有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使用别的方式，比如说通过外交手段来向对方施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然后主动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些人曾经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他们应该很清楚被我们盯上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他们一定要垂死挣扎，那到时候再动用军事手段也不迟吧。”施耐德试图说服其他人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而执委会里的反战派中坚顾凯也毫不犹豫地对施耐德进行了声援：“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极端手段，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我们之前对十八芝发动的战争就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这次如果再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平户藩的问题，我看也还是会治标不治本，很难彻底解决我国与十八芝余党之间的恩怨。我认为施耐德的想法是对的，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考虑如何去消灭对手，而是要让他们知难而退，自行放弃和我们作对的立场。如果他们不接受这种善意，那再换上大棒狠狠敲下去好了。”
“你们说的这种方式有可能会让我军错过最好的战机。”颜楚杰摇头反对道：“现在情况是对方以为我们在明他们在暗，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暴露在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内，这个时候动手还能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但如果我们要采取谈判手段施压，那其实就是给他们留出了应对的时间。他们的确有可能会如你所愿主动放弃对抗，但也排除不了铤而走险的可能性，等那个时候我们再要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未免就失了先机，可能需要付出更长的作战时间和更多的伤亡才能达到效果。”
主战派和主和派在这种会议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已经算得上是这些年的常态了。不过其实这次争辩双方的基本立场倒是一致的，那就是平户藩的状况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处置。即便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一派，也并不排斥在外交手段失效之后采取军事手段来打击对手。
但如果外交手段就能奏效，让对手慑于海汉的威势放弃对抗，那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可以省下大笔的军费开支，避免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甚至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海汉与十八芝之间的恩怨。所以这对于执委会的决策者们来说，也依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