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知府何冠之这几天一直都心神不宁，就连处理衙门公务也有些打不起精神。他一开始觉得这可能是暑热难耐所造成，但后来又觉得并非天气问题，而是近期困扰着他的织造业竞争状况在作祟。
自从得知通判王元在海汉的扶持下也有意进军本地织造业，何冠之的头疼就没停下来过。他深知海汉的能量，一旦王元名下的织造作坊开始运转起来，必将大大影响到他的产业，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仕途。所以在情急之下，何冠之才会召集了自己府上的智囊商量应对之策。但他手下这些师爷与海汉打交道的程度也不深，了解更是有限，所以出的主意实在难称完美。
但何冠之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许多，觉得师爷李松的办法可行，便将任务交给了他去办。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李松那边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回复，何冠之问了两次，李松都说已经着人在办了，再多给几天时间就会有消息回来。
可这等来等去，李松的消息还没等到，这人却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何冠之一大早派人去请李松过来，打算再问问进展情况，孰料派去的人却扑了个空，说是李先生昨晚出门失踪了，他家人和随从这会儿还在城里找人。
这个消息真是让何冠之猝不及防，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李松为什么夜间出门，何冠之其实也知道个大概，多半是跟正在进行的事情有关。但李松为什么会在城里失踪，何冠之却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缘由。
“快快派人去帮着找他！”何冠之心知李松知道自己太多事情，这人要是出了什么岔子，搞不好就会牵扯到自己身上来。如今也只能指望这家伙是宿醉在了城中某处，酒醒之后就能自动出现。但他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李松这次失踪，只怕原因不是那么简单。
何冠之惴惴不安地从上午等到傍晚，也还是没有李松下落的消息，这个时候已经有人建议出动杭州府衙役捕快和城防军，搜索李松失踪时那一片城区。但何冠之却是有苦难言，他让李松去办的事是要对付主管刑名侦缉的通判王元，但如果要出动杭州府的捕快衙役，那就必须得知会王元一声，由他那边下达调令才行，这可就太尴尬了。
何冠之并不是不能低这个头，只是如果王元的人先找到李松，并且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后续的麻烦就会不断涌现出来。王元要是拿着这个把柄往上面打小报告，何冠之也很难自证清白。总而言之，对何冠之来说，李松现在死了要比活着更好，至少死人不会开口说话，暴露他的那些秘密。
但如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何冠之就觉得这事越来越悬乎了，正当他在考虑是不是等明天去试探一下王元的态度，一封书信被管家呈了上来。何冠之一看信封上连一个字都没有，不由得皱眉道：“这什么玩意儿？”
管家连忙应道：“是海汉人送来的。”
何冠之心里一激灵，赶紧吩咐管家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海汉人并不是第一次通过书面形式给他传递信息了，只是以前送来的书信都会比较正式，而海汉人的信使来过几次之后，管家也已经将其身份认准了。所以这封信的信封上虽然没有任何字迹，但既然是管家认识的那名海汉信使送到府上来的，他自然就认定了这封信的来历。
何冠之把下人遣出书房，然后这才在灯下打开了那封密信。没看几句，何冠之背上的冷汗便已经涌了出来，因为海汉人在信中的措辞颇为直接，而且明确提到了李松此时就在他们手上。
李松为什么会在海汉人手上，这事已经容不得何冠之慢慢细想，他的注意力全被海汉人在信中提出的要求给吸引住了。
海汉人所提出的要求简单又直白，让何冠之立刻停止所有针对海汉及合作伙伴名下织造业相关机构的破坏行动，否则海汉将终止从何冠之名下织造行采购织物，并且保留采取其他非常规报复手段的可能。这个威胁可以说是正中何冠之的软肋，他搞这些事情出来，就是想保住自己名下的产业在织造这个行业中的份额和利润。但如今的效果却似乎适得其反，非但没能打击到竞争对手进入这个行业的势头，反倒是得罪了真正的大金主海汉。
海汉人虽然未在信中言明他们所谓的“非常规报复手段”到底是怎么个意思，但何冠之去年经历过海汉出兵封锁钱塘江的事，心知这帮海外武装商人为了达成目的，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不可以常理度之。要是惹毛了他们，再搞一次兵临杭州城下的军事行动也并非不可能，他可背不起这么大的锅。于公于私，他都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了。
但何冠之也觉得自己很冤，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出主意的李松才是把局面搞得一团糟的罪魁祸首。最要命的是，这个家伙居然还成了海汉的阶下囚，也不知他策划的行动究竟出现了多少漏洞，才会被海汉人察觉到了端倪。如今还不知道那李松在海汉人手中是如何作供的，要是他把责任全都推到自己头上，那才是真的很难洗清罪名了。
不过何冠之也还有一点优势，那就是他的知府身份。好歹是杭州地方高官，即便海汉对这一事件有诸多不满，但依然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选择了协商而非对抗来解决双方的分歧。而这样的克制，当然就是看在他这个知府官职的影响力上。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海汉并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撕破脸皮，这个判断让何冠之的心情总算是稍稍放松了少许。
只要事情能捂住盖子，不要再爆发去年那样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何冠之认为妥协之后吃点亏也是值得的，毕竟这要保的可是自己的官位，是一切的根本。至于李松，何冠之并不打算要设法营救，他甚至想到是不是应该给海汉人一点暗示，让他们不要再把李松释放回来了。像这种办事不够牢靠又缺乏忠诚度的下属，何冠之简直恨不得能立刻将其灭口，免得这家伙管不住嘴胡乱攀咬。
何冠之很快就权衡好了利弊，作出了决定——立刻向海汉人妥协，并且把锅甩给李松，就说这是他擅作主张之举，其所作所为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
这事半点风声都走漏不得，否则局面很可能会变得失控，所以何冠之这次也学了个乖，不再找人来一起商量该如何处理了，而是自己关起房门，在书房里修书一封，痛承自己御下不力，管教无方，才会闹出这种误会。他在信中声称除李松之外并无其他人员组织这类破坏行动，并且表示愿意让李松接受海汉惩罚。反正不管坐牢也好，枪毙也好，总之何冠之是不想再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杭州了。
何冠之写完之后，又反复看了几遍，确定没有什么措辞方面的问题了，这才命心腹手下赶紧送去城外某处码头——这也是双方在过去的合作中建立起的信息交流渠道之一。虽然海汉这次是有兴师问罪的意思，但何冠之认为对方既然还是选择了沟通，那么这消息渠道应该还是会保留着，通过书信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应该算是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了。
此时杭州城门其实已经关了许久，不过何冠之身为杭州行政长官，自然也有特权在手。他的心腹拿出手令验明无误之后，便由城防军安排，用绳索将其从城墙上慢慢放下，然后再步行前往钱塘江畔的那处码头送信。
“何冠之这次怂得很快啊！”孙堇在看过了这封书信之后，不禁对自己先前的判断产生了一丝怀疑。他认为何冠之既然有这么大的心思来谋划铲除竞争对手的产业，那应该是下了相当大的决心才是，绝不会轻易放弃原本的打算。哪怕自己已经抓到了此事的执行者，人证物证俱在，也未必能让何冠之甘心认输。
孙堇作出这样的判断后，还特地发了电报回舟山岛，向负责浙江事务的石迪文请示了处理这事的尺度。石迪文身为军方大员，对于这种事自然不会有多少保守的想法，当下便指示孙堇可以做最坏的打算。
孙堇拿到这个回电之后也是琢磨了一阵，何为最坏的打算。以浙江目前的形势而言，最坏的打算大概就是海汉与大明再次撕破脸，甚至是爆发武装冲突。而石迪文的意思，是可以以此作为筹码，向何冠之进行施压。这样做无疑是具有一定的风险，要是何冠之不肯就范，那的确很容易便让这种大明内部的竞争演变成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海汉虽然不怕这种武装冲突，但如果从大局考虑，一旦爆发战事，海汉自身的利益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害。毕竟目前浙江地区的海上贸易中，与海汉相关的份额已经占到了五成以上，一旦这些贸易渠道因为战争而停滞，海汉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
孙堇也是反复考虑许久，才最终写了那封送到何冠之府邸的密信。他原本是想如果何冠之不卖账，那么自己起码没有把话说得太死，非常规的报复手段到底是什么内容，何时何地开始实施，也都没有明确地表态，至少给双方的下一步交涉留出了一定的缓冲余地。如果何冠之的态度强硬，那么海汉这边再采取武力措施不迟。
但他怎么想也没想到，何冠之居然这么快就已经做出了决定，向海汉妥协让步。而且其态度也很难让孙堇挑出什么毛病来，他送去的信本来就不是真打算要把何冠之弄下场，但对方既然这么痛快地认栽了，似乎也就没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而何冠之将所有责任推卸给李松，这在孙堇看来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海汉还有诸多需要利用何冠之手中权力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扔出了替罪羊，并表示不会再继续下去，那海汉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接受对方的道歉和悔过，给何冠之一个台阶下。
从何冠之的信里来看，孙堇认为他已经完全放弃了李松和郝青，甚至他可能根本就不认得郝青，只是在信里提了一句“李松一伙”。孙堇虽然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但也不禁感叹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完全就是高高在上那些人的一个念头、一句话就决定了。
不过孙堇可不会按照何冠之暗示的那样，将李松等人统统灭口。这些人捏在海汉手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可以用来威胁何冠之的人证。更何况这些人其实也没有做出直接对海汉不利的事，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海汉会介入进来，虽有过错但罪不至死。孙堇打算将已经捉拿到的这些人全送去南方，台湾岛上可是一直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劳动力缺口。至于那几个断手断脚的伤号，孙堇也准备打包送走算了，总不能真把这些家伙全沉了江。他虽然做事风格狠辣，但也不会滥杀无辜。
李松和郝青被再次提审的时候终于是见着了面，两人见面之后也是相对无言，如今连保命都快要成了奢望，他们也没心思再追究这事弄成这样究竟是谁的责任了。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孙堇对跪在地上的两人问道。
李松和郝青对视了一眼，便有李松开口道：“小人愿先听好的。”
“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联系到了何冠之何大人，向他说明了情况，并要求他为你们提供担保。”孙堇介绍道。
“这就是好消息？那坏消息呢？”李松脸色十分难看地问道。
“坏消息就是……何大人不愿为你们作担保。”孙堇慢慢地说道：“他希望你们死。”